?自考畢業(yè)論文范文：試議唐代邊塞詩的文學地理學

試議唐代邊塞詩的文學地理學

摘要：本文以文學地理學為理論視角，對唐代邊塞詩的邊塞地理觀念、意向地理空間進行簡要闡述，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唐代邊塞詩中濃郁邊愁情緒的產生及理由，最后分析邊塞詩興起與胡樂的關系。本文旨在揭示出唐代中原詩人對塞外地區(qū)環(huán)境和文化的感知表達，即邊塞詩中所蘊含的地理學文化價值和思想內涵。

關鍵詞：邊塞詩;文學地理;邊愁情緒;胡部新聲

引言

唐代是詩歌的朝代，邊塞詩是其中一顆璀璨明珠。邊塞詩人從獨特的視角出發(fā)，反復吟詠著他們對塞外所產生的獨特情懷。那么唐代詩人有著怎樣的邊塞地理觀念，邊塞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存在怎樣的文學感知，他們眼中的邊塞又存在著怎樣的地方作用呢，邊塞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對邊塞詩的興起又有何影響呢?本文將對此進行一一探討和簡要論述。

一、唐代邊塞詩的意象地理空間

在唐代中原人士眼里，邊塞首先代表自然地理分界線，塞外和中原在地形地貌、氣候特征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與中原相差甚遠的自然環(huán)境，通常會在詩人心中打上深刻烙印，這是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但是，對邊塞詩人來講，邊塞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雙重分界線，邊塞地區(qū)和中原地區(qū)在風俗文化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審美習慣等方面都不一樣，而這必定會給中原人士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心理震撼，有效激發(fā)詩人創(chuàng)作靈感[1]。在某種作用上，風俗文化方面所產生的沖擊力會更加明顯和強烈。邊塞與中原在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人文地理環(huán)境方面的顯著差異是邊塞地理概念形成的現實基礎，也是中原人士邊塞地理認知形成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邊塞詩人的邊塞空間地理印象。

唐代邊塞詩所創(chuàng)造的詩性空間，屬于具有獨特意象的文化空間。在這一文化空間內，不同地域有著不同的意象特征。經過考證，隴右和河西地區(qū)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源頭，尤其是隴右地區(qū)，是周朝和秦朝的發(fā)祥地。秦漢郡縣制在這兩大地區(qū)的全面設置，有效奠定了漢文化體制的存活基礎。到了魏晉時期，中原動蕩，而相對平穩(wěn)的河西邊塞地區(qū)成為了中原人士避難的首選之地，大量民眾的涌入，促使了這兩大地區(qū)一度成為漢文化發(fā)達的一大區(qū)域[2]。但是，當中原恢復穩(wěn)定，回望隴西和河西地區(qū)，卻依舊未能擺脫邊塞苦寒命運，就算在大唐時代，邊塞的苦寒也依然是許多邊塞詩人筆下的一大詩詞意象。需要提出的一點是，邊塞地區(qū)并非單一的苦寒之地，還蘊含著許多的思想情感，依附于不同的邊塞區(qū)域，便產生了不同的意向地理空間。

二、唐代邊塞詩濃郁的邊愁審美

一般來講，唐代高昂的時代精神和邊塞獨特的地理風情相碰撞，應該會產生一批豪邁激情的邊塞詩，但事實上，唐代所有的邊塞詩都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散發(fā)著濃烈的邊愁情緒。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思鄉(xiāng)懷親

唐代邊塞詩普遍具有一種思鄉(xiāng)懷親的邊愁情緒，詩人在表達這種情感時，經常會用到“萬里”一詞。比如“關山萬里遠征人，一望關山淚滿巾”“萬里猶防塞，三年不見家”“一身虜云外，萬里胡天西”等，都是典型的思鄉(xiāng)懷親詩句。不管是剛從中原來到邊塞，還是遙望萬里之外的中原故鄉(xiāng)，都會產生一種心理距離感，再加上交通和通訊不便，所以邊塞詩人經常會感到無限孤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深受安土重遷思想熏染的農耕社會下民族都不會輕易背井離鄉(xiāng)去陌生的地方的觀念影響[3]?？梢哉f，唐代邊塞詩人在從中原來到邊塞后，勢必會產生一種背井離鄉(xiāng)的漂泊之感，因此，他們對故土親人的懷念之情就更加強烈和濃厚。

(二)邊地苦寒

唐代邊塞詩還散發(fā)著濃郁的因苦寒環(huán)境引發(fā)的邊愁情緒。在這些邊塞詩中，經常會出現“冰”、“雪”、“流沙”、“愁”和“胡風”等詩詞意象。這類邊塞詩重點突出了詩人到邊塞地區(qū)后的兩大感受，就是苦和寒。自古以來，在中原人士眼里，邊塞地區(qū)就是一塊環(huán)境惡劣的苦寒之地，是一個沒有春天的地方，實際上這是因自然環(huán)境轉變而形成的不適心理的反映[4]。唐代邊塞詩中經常會提到胡笳這種樂器，往往用以表達一種難言之苦，正如孟浩然所說的，“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大部分邊塞詩人到邊塞地區(qū)都要長期忍受離家之苦或征戰(zhàn)之苦，要長期忍受苦寒的惡劣環(huán)境。所以，邊塞苦寒便成為了唐代邊塞詩的一大主題。

(三)功名難求

唐代邊塞詩經常流露出一種遠在邊塞而功名難求的邊愁情緒。儒家文化倡導入世，主張人們要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格境界和理想追求，而這一態(tài)度恰好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相吻合，由此便形成了唐代普遍的仕進心理。唐代士人普遍具有高昂精神，渴望建功立業(yè)，具有遠大抱負，不管現實如何殘酷，他們始終未曾泯滅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豪情壯志。唐代仕進途徑主要包括科舉考試、隱居和邊塞從軍[5]?？婆e考試難考，即便考上了也很難平步青云;隱居屬于終南捷徑，但存在著非常大的風險;邊塞從軍是符合時代精神的一種選擇，所以當時很多人為了實現遠大理想和人生價值，都積極投身軍伍，想要建功立業(yè)。但要想走這條路又談何容易，所以唐代邊塞詩中經常散發(fā)出濃郁的功名難求的邊愁情緒。

三、唐代邊塞詩中的胡樂影響

音樂和詩歌是唐代士人生活中兩大娛樂內容，是酒宴盛會必不可少的娛樂形式。在探討宋詞的起源時，我們經常將關注點放在唐代燕樂上，但在探討唐代邊塞詩繁盛理由時，卻忽略了當時“胡部新聲”的重要影響。

(一)“胡部新聲”的魅力

根據文獻記載，“胡部新聲”是唐代已有胡樂體系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和借鑒西域邊塞地區(qū)樂曲而形成的一種俗樂體系。比如唐代著名的《涼州》《渭州》《蘇摩遮》《婆羅門》等都屬于“胡部新聲”，而這些樂曲所配的歌詞都是五言近體和七言近體[6]。在唐代社會，雅樂系統和俗樂系統都充分吸收和借鑒了胡樂，而帝王對胡樂的癡迷更是全面提高了胡樂的社會地位。可以說，帝王個人喜好通常具有非常大的社會影響力，古代的宮廷就相當于當前的風尚發(fā)源地。唐玄宗對胡樂的癡迷以及對各種邊塞樂器的精通，深刻影響了整個唐代的審美傾向，在當時，胡樂風靡全社會，成為酒宴盛會、街頭巷里最流行的樂曲。